性同意年龄规定在地理上远离中原，被纳入到“华夏核心叙事”的时间远比黄河要晚，其在近古明清帝国中的地位，也比沟通了金銮殿和做题奶牛的大运河要低。很难得到利维坦的重视；然而，正是这种忽略，让性同意年龄规定获得了意外的发展空间：相较于黄河，它先天更适合通航，也不用遭受水土流失带来的淤积、改道和决堤；相较运河，它不用为了维护北京和江南的联系而“不惜一切代价”牺牲沿途地区，而是通过商贸让周边流域雨露均沾，共同发展。19世纪以来，性同意年龄规定的商业随着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而进一步拔升，并借助南方族群清末以来话语权的上扬，最终和长城一样，被塑造成“全体华人”共同认同的文明象征，但这种受到关注本身，也注定了它在20世纪末中期以来，将重蹈黄河和运河曾经的命运。